[摘要] ■对话人物王石63岁，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1999年辞去万科总经理职务，现任集团董事会主席。王石在中国企业家中一直被视为一个标杆型人物。他的清醒、内省在企业家群体中显得格外突出。他曾经因为房价拐点论和汶川捐款遭到质疑，也因为投身公益和
【边界】
不行贿成标签是社会太荒唐
新京报：你所说的企业家精神，在与政治产生交集时，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王石：推动社会发展离不开三个主体，政府、社会、公民组织，但从中国传统来看，“社会”这一块始终比较弱，企业家完全可以在社会、公民组织中扮演不同的角色。
新京报：企业家扮演这些角色表达政治诉求时，是否应该有边界？
王石：现在有一些政治诉求、民主诉求的NGO组织，在中国的国情下，企业家如果想参与这类行为，我认为把企业家的身份辞掉，不辞掉会产生利益上的冲突。中国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改革过程中给你打开了一个窗口，你再去做是比较合适的。
新京报：在你看来，企业家是应该热心政治还是远离政治？
王石：当然有企业家热心政治非常好，首先现在社会就是多元化的，我不希望我们一提到社会改革就觉得是政治改革，还有很多方面值得企业家去做，比如说阿拉善、壹基金、中城联盟、比如我正在筹建的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会，都是从环保、社会、关心弱势群体的方向去做。
新京报：你会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吗？2014年2月4日你在日本讲演时还提过，外界给你的企业家、登山家、不行贿者三个标签，你最喜欢最后一个。
王石：我不是最喜欢最后一个，事实上是媒体有一年评选地标人物，说到我这三个标签，我只是认为作为地标人物，“不行贿者”这个标签最适合我而已，不存在喜不喜欢。
新京报：你怎么看“不行贿”这个标签？
王石：我以前讲过，“不行贿”作为我的标签，显得很滑稽。这是企业家的底线，哪个企业家会公开承认行贿？但公开说“不行贿”，还真没几个人，尤其是房地产行业，没几个人相信你不行贿。这种情况下，我才认为这个标签比较合适。
新京报：但我并不认为“不行贿”作为标签很荒唐。
王石：是我荒唐吗？是评选的媒体荒唐吗？都不是。荒唐的是这个社会，是这个社会缺乏诚信，缺乏对基本底线的坚持，但正因为这样，这个承诺才有意义。我很珍惜它，不行贿很容易，但想不行贿把生意做下去，不容易。
【企业】
我和万科形象有明显界限
新京报：今年是万科30年，你和万科一直被紧紧联系在一起，你如何处理个人形象与万科形象之间的关系？
王石：这两者间有明显的界限。而你们都会发现，我从来不会以我在万科的形象来宣传万科品牌和我的个人品牌，比如万科的地产项目。但我会以个人的形象宣传别的品牌，可以说一年接一个广告，我接这些广告非常明确，就是形象代言人。
新京报：你认为自己给万科留下了什么？
王石：首先是从多元化向专业化的转变，确定了房地产方向；其次是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第三是打造了一个的团队；第四是打造了一个好的品牌。
新京报：这些东西和你自身哪些性格最贴合？
王石：在中国，新兴企业很容易走多元化的路，但从多元化转向专业化的案例还不多。对于万科而言，确定房地产方向，并致力于环保，这是一个企业的担当，我也有这种性格。
新京报：回顾在万科的30年，你觉得有遗憾吗？
王石：我没有遗憾，这也许就是我的思维方式，成功也好，挫折也好，失败也好，这对我来说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生命的意义也就在于此，它是一个过程。
新京报：10年前你曾思考过你们这代企业家基因从哪里继承的问题，如今想清楚了吗？
万科王石：这肯定还是从祖宗父辈身上继承下来的，虽然祖辈父辈没有经商的，但正因为没有，我才更应该警惕，改造完善从自己开始，毕竟经商的职业改变不了，那就得改造自己。
【游学】
到西方寻找身份识别
新京报：这几年你把兴趣点从登山转向了游学，这是为什么？
万科王石：游学是因为我要找身份识别。学习它不是为了变成它，再了解它我还是中国人，通过了解它我会发现，如何认识它得首先去认识自己。我这个年纪，世界观已经定型了。
新京报：你所指的“它”在企业管理中代表什么？
万科王石：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企业制度一定是制度化的、透明的、团队的。而我从1999年辞去总经理职务时就决定，远离万科，到现在开股东大会、董事会时，我已经是在网上开了。但这个制度的根源在哪里，这就需要去了解西方文化，这种了解是从应用的层面，就是不光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新京报：那你对身份的识别有答案吗？
万科王石：我到了哈佛才找到了身份识别，我是中国人。我们力图了解外国，但自己的祖宗了解吗？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你可以不接受，但你不能不了解，我原来就是一个虚无主义者，我认为中国传统的东西和现代是冲突的，但现在我意识到了，(传统)没法回避。
新京报：游学过程中你有什么感受？
万科王石：我到了哈佛，很快就感觉到，中国问题已经成为显学。而大家对中国问题感兴趣，但你会发现，很有权威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他们对中国的历史有非常深的造诣，但中国现在发展的现状，他们不了解，不是他们没有学术水平和没有研究，而是中国现在变化太快。不过在哈佛，很多学生对中国非常感兴趣。我记得听中国传统文化课时，教室里只有200多人，我离开哈佛时，学生达700多人，在选修课程中排第二。
新京报：现在又在剑桥学习基督教、犹太教，又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万科王石：要了解现在的西方文明，一定要从基督教去了解。通过了解这些，去解决“它为什么会这样”的问题，而不是“如何这样”的问题。
“我到了哈佛才找到了身份识别，我是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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