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10中国大学满意度排行榜出炉，各高校竞相上榜。
“难题”下的突围
对于法学院的毕业生来说，这几年是尤其艰苦的日子。北大法学院1986级的大师兄郭京毅毕业时(他学的是国际法，这是当年的高分专业之一，好多人不知道这类似屠龙之术，在国内很难用到)，法学在各个部委都相当吃香，郭京毅在商务部法条司可以利用解释法条的方式和他的同学一起掌控项目审批，几年内就受贿844万元，被判处了死缓。
值得庆幸的是，今天的法学毕业生也许不容易犯这样大的错误，除了考上公务员的幸运儿之外，他们多数是以低薪的律师助理入行，苦苦挣扎过司法考试，历经千辛万苦，成为律所的合伙人。
中国林业大学法学专业大四毕业生杨薇的求职之路稍显曲折。去年11月，杨薇参加了国家公务员考试，闯到最后一关面试阶段，最终还是没能笑到最后。此后，杨薇尝试投过几次简历，大都石沉大海，她决定静下心来，先扫掉找工作途中的“绊脚石”——通过国家司法考试。
“2010年大学就业蓝皮书”显示，2009届本科毕业生毕业半年后就业率的专业大类是法学(82.3%)，属于“红牌”专业(指失业量较大，就业率持续走低，且薪资较低的高失业风险型专业)，与法学同拿“红牌”的还包括动画、生物技术、生物科学与工程、数学与应用数学、体育教育、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英语、国际经济与贸易等专业。而地质工程、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船舶与海洋工程、石油工程、采矿工程、油气储运工程、矿物加工工程等毕业生就业率持续走高，薪资走高，为“绿牌”专业。
不过，专业限制并不是毕业生未找到工作的最主要原因，根据《中国新闻周刊》“未找到工作的原因”的问卷调查显示，认为“专业不好，社会需求少”而找不到工作的毕业生仅占11.3%。排除继续深造因素(56.5%的毕业生选择继续读书)，毕业生未找到工作的原因集中体现在两点：“就业压力大，工作不好找”(15%)和“不着急找工作，看看再说”(17.2%)，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点原因恰巧反映了毕业生的两极心态。
“我把自己的人生看得比较远，不想急功近利，一开始就找到一份好的工作，适合自己的工作才是好工作。”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专业本科毕业生隋昊言正是“不着急找工作，看看再说”的代表。
隋昊言的经历听来有些“另类”。大四上学期，担任校报记者的隋昊言去某知名晚报实习，因为表现出色，他在该晚报今年6月初的应届毕业生招聘中直接入围了实习考核的40名候选者之列，当时，投简历的毕业生接近3000人。距离“终点线”还有十天，隋昊言突然“弃权”了，他发觉自己对于摄影、视觉的兴趣超过了“妙手著文章”，他决定回到起点，“担着待业的名声，追求自己的理想”。他报名参加了一个为期半年的摄影培训班，希望藉此进入专业摄影师的队伍，能自主创业，创办一个摄影工作室，从事时尚、广告摄影。
隋昊言所在的新闻班共有45人，毕业的大致走向是找工作、考研、出国留学和自主创业。其中，考研占了一半，考上的有三四个，约10人选择出国，剩下找工作的毕业生，找到工作和快有着落的各占三分之一，而其中真正从事跟新闻相关工作的只有四五个人，有自主创业想法的则只有隋昊言一人。
为了不放弃所学专业，法学毕业生杨薇的同学们大多选择了“曲线救国”。根据北京市2010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北京市司法局律师执业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规定，外地生源只能把自己的档案放入北京市区域内的存档机构才能申请实习律师，从而进一步申请律师执业资格。为此，杨薇们一般的路径是：考上北京公务员，或者通过社区服务、村主任助理(这种难度不亚于公务员考试)等工作，获得北京户口，再去律师事务所。
尽管大学生毕业的去向选择早已多元化，但“就业难”依然是一个长久而持续的话题，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将其总结为“结构性就业难题”，要想破解难题，“归根结底是解决我国就业市场的供求结构性矛盾，这需要政府、企业、学校和个人的合力。”中国社科院人力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晨光教授说。
在中国现有的这种经济结构下，成绩的毕业生往往选择大型国企、银行或者公务员岗位，因为这些岗位往往收入高、更稳定，甚至还有许多隐性福利(住房)可得。
年轻人不愿意选择更辛苦、更富有挑战性的私营企业或者自主创业，而中国的企业需要的更多的则是能在流水线前加班多日还不自杀的坚强硬汉。粗放的中国制造产业不需要那么多经济学、管理学人才和文学学士。
当然，有经济学学士学位是件好事，遇到客户的时候可以有更多的知识储备：“先生，鉴于CPI和GDP的双高走势，我推荐您买这套西南向的二手房⋯⋯”
这对于一个民族来说不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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